他们在黑暗中无声歌唱:谈台湾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修复版《牯岭

他们在黑暗中无声歌唱:谈台湾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修复版《牯岭

历经超过十年的修复计画后,美国标準收藏公司终于在今年三月推出完整修复版长达237分钟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距离当初上映的1991已经过了25年,《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魅力毫无减损。

无论电影美学或时代意义,这部杨德昌的作品都是台湾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如今终于以数位修复的完整面貌重现市场,应当为这部庞大伟大的作品撰文分析。

图片来源:《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首映资料,作者个人收藏

这部电影以外省人为主要族群,在一开头便清楚点出1949年后,中国移民潮进入台湾所遭遇的进退两难处境,黑底白字的萤幕上写着:「民国三十八年前后,数百万的中国人随着国民政府迁居台湾,绝大多数的这些人,只是为了一份安定的工作,为了下一代的一个安定成长环境。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

这一段旁白打破了「外省人」=「殖民者」的迷思,揭露「外省人」并非一个族群,也并非全然是以殖民者姿态来到台湾的优越份子。电影中至少呈现出三种阶级,其一是小公园(以小四家为代表)的「公教」阶级。与其相对的是以绰号山东的老大为首的217军眷,这两种族群皆以男性为领导者,以家庭为单位,由男性带领妻儿来台,男性的阶级决定了家庭的阶级(公教或军眷)。此外,杨德昌还安排了两个介于这两个族群间的特殊角色:师母与小明。师母与丈夫一同来台后,在难以预料的政治情势下面临两地相隔的窘境,而小明由于父亲的早死也必须与母亲来回流落在小公园与217之间。

矛盾的是,当台湾因为接受美国援助而有美军驻地,美军带来的美国流行文化与60年代的高压统治全然对立,虽然电影、报纸、电台都受到严密监控,但摇滚乐仍然在牯岭街的外省族群间产生强烈的共鸣与迴响。更重要的是,摇滚乐并不是仅仅带来心理层面的感受,它进一步激发民众的想像力,当众人翻唱猫王歌曲、举办演唱会,将对摇滚乐的嚮往化为行动,由美国而来的一股新颖的社会力量欣欣向荣,彷彿带给片中角色更大的自由空间。

但是杨德昌却在此时让声音与影像所承载意义出现落差,藉由光(包含光线所带来的影子、角色走入黑暗中、背光、全黑场景的拍摄)以及声音(包含演唱会、画外音、旁白)开展出两条影部与声部的叙事。

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这样的隐喻:小猫王来到小四家,请小四大姊听写歌词,此时小猫王发现自己所带来的唱片唱盘故障,便向小四借用收音机,将唱盘与收音机拆解后嫁接在一起,此时收音机的扬声器却传出一阵尖锐刺耳的杂音。

声音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是十分有机且前后连贯的隐喻,以收音机与唱片唱盘为例,前者代表的是政府监控下的媒体,代表集权与高压统治,只播放政府认可的内容,是传播与建构意识型态的工具;后者则是来自美国的摇滚乐唱片,代表角色想像中的自由、叛逆与自我表现。这两种传播声音的工具分别代表蒋氏政权的高压统治与美国文化,收音机与唱片唱盘嫁接在一起所产生的杂音所代表的是岛内极权政治的压迫与美国文化洗礼下的现代性能动力的冲突。

收音机的功能失常象徵高压集权的暂时退场,接续其后出场的便是代表美国文化的摇滚乐,直至片尾才由恢复功能的收音机夺回声音在影片中的主控位置。

这样的安排与影片最初与最终的声音契合,并且呼应台湾历史中儘管曾因美援而有短暂的开放,但白色恐怖最终仍掌握并控制台湾社会的事实。影片开始没多久,张父与小四吃冰的场景的背景音是收音机中所传出的大学联考榜单唱名。这个唱名在当时社会所代表的是一定程度的功成名就的保证,进入大学,成为知识菁英,成为社会中坚份子,甚至将来可以出国留学,这个唱名在影片结尾重複出现,此时正在大扫除的张家处于混乱的情况,母亲在庭院中晾衣服,心理受挫的父亲在画面外,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而小妹往上爬时不小心将收音机踩落地面,原先被小猫王嫁接至唱盘后便功能失常的收音机在被小妹捡起时突然恢复正常,一声一声喊出大学联考录取榜单,在唱名中镜头移向在庭院晒衣的张母,她拾起一件建中制服,看见上头的名字,不禁将衣服挪近自己胸前。相对于功成名就的大学联考榜单在收音机中被唸出,手持张震制服的张母却沈默无言,导演以四十五度斜后方的角度由室内拍摄张母的侧背影,张母面向阳光的脸面目模糊,反倒是阴影下的背影清晰可见,张家所有人的声音在此时全部消失,收音机的唱名成为在场的唯一声音,象徵国民政府的高压统治最终又成为控制社会的主要力量。

声音这个叙事在片尾由小猫王的旁白再次呼应政治压迫与美国文化势力消长。摇滚乐(美国文化)在《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的热烈出场与散去恍如是「暂时的美好」,如同小猫王的歌声。小猫王蔚为奇观的歌声乃是因为尚未变声,这种变声前的高音即是一种无法持久的暂时美好,虽然小猫王以录音的方式将自己的歌声保留下来,寄往美国并得到猫王的回应,但是当场景转回台湾,小猫王欲将录音带交给小四,却被丢进垃圾桶,此时录音带的内容以旁白的方式唸出来。在画面上,录音带已经被丢弃,小猫王的话语(以及小猫王得到猫王回应的经验)与小猫王的歌声出现在电影中,所代表的却是已经被官方消音,旁白是以不在场且不复存在的语言介入电影之中。美国文化所带来的自由与主体性的追求,在极权社会中只是一场短暂的逃避,这些异文化之间的交流在影片中最终仍旧象徵性地被国家机器丢进垃圾桶。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白色恐怖所带给外省人的创伤又与本省人有何差异?这个问题需要由光影所展开的叙事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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