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坚称自己奉命行事,不需为屠杀负起任何责任

他们坚称自己奉命行事,不需为屠杀负起任何责任

在纳粹德国,火车都準时行驶;艾希曼跟他的同类确保了这一点。他们很有效率,让货运车厢总是满满的,车里都是男人、女人与小孩,全在一条漫长痛苦的旅程里被送往死地,通常没有食物或饮水,有时候处于炎热与酷寒。许多人在途中死去,尤其是老人与病患。

活下来的人抵达时既虚弱又恐惧,只能被逼着进入伪装成淋浴间的密室里脱光衣服。密室门锁上了,纳粹用齐克隆毒气谋杀了他们。他们的尸体遭焚烧,财物则被侵吞。如果他们没有像这样被挑出来立刻受死,比较强壮的人可能就会被迫在只有少量食物的残酷环境下工作。纳粹警卫会殴打他们,甚至为了找乐子射杀他们。

艾希曼在这些罪行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二次大战结束后,他设法从同盟国军队手中逃脱,最后抵达阿根廷,在那里祕密生活多年。然而在一九六○年,以色列祕密情报局莫萨德追蹤他到了布宜诺斯艾利斯,并且逮捕了他。他们下药迷昏他,空运回以色列受审。

艾希曼是某种邪恶的禽兽或一个享受别人痛苦的虐待狂吗?在审判开始前,大多数人都这幺相信。要不然他怎幺可能在大屠杀里扮演那种角色?许多年间,他的工作就是找出有效率的方式把人送去处死。只有怪物才能在做过这种工作以后还能夜夜安睡吧。

哲学家汉娜.鄂兰[1]是移民到美国的德裔犹太人,为《纽约客》杂誌报导艾希曼的审判。她很有兴趣直接面对纳粹极权国家的产物。在纳粹那个社会里,你没有多少自行思考的空间。她想了解这个人,感受一下他是什幺样子;她还想找寻他怎幺能做出这些可怕的事情。

艾希曼绝对不是鄂兰遇过的第一个纳粹份子。她自己就曾逃出纳粹魔掌,离开德国前往法国,最后归化为美国公民。她年轻时在马堡大学就读,老师是哲学家海德格[2]。有一小段时间他们是情侣,虽然她年仅十八岁,他则已经结婚了。海德格正忙于撰写《存在与时间》,一本艰深得不可思议的书,有些人认为此书是对哲学的重大贡献,另一些人则认为此书是刻意行文晦涩。后来他变成纳粹党的忠诚党员,支持反犹太政策。他甚至把过去的朋友、哲学家胡赛尔[3]的名字从《存在与时间》的致敬页上拿掉,因为胡赛尔是犹太人。

然而此时在耶路撒冷,鄂兰见到的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纳粹份子。艾希曼相当平凡,他选择不去多想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不去思考,结果造成了灾难。但他并不是她预期看到的那种邪恶虐待狂。他这种人太过普通,却一样危险:他是个不思考的人。在战时的德国,最恶形恶状的种族主义被写进法律里,他轻易让自己相信他做的是正确的事。周遭环境让他有机会获取成功的事业,他也掌握了这个机会。在希特勒的最后解决方案中,他可以展现自己有能耐做好工作,进一步飞黄腾达。这点很难想像,而且许多鄂兰的批评者并不认为她看法正确,但她觉得当艾希曼自称在履行职责的时候,他是认真的。

跟某些纳粹份子不同,艾希曼似乎不是受到对犹太人的强烈恨意所驱策。他完全没有希特勒那样的恶毒恨意。大批纳粹份子会很乐意把一个犹太人当街打死,只因为那人没有喊「希特勒万岁!」而艾希曼并非其中之一。但他还是遵循并接纳官方的纳粹路线,更糟糕的是,他帮忙把几百万人送进死地。即使他正在聆听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似乎也不知道他的作为有何错误。就他看来,既然他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也从来没有亲自杀害任何人或直接要求别人替他动手,他的行为就很合理。他被教养成要遵循法律,也受到训练要服从命令,他周遭所有人都在做一样的事。他听从别人的命令,迴避了对自己日常工作结果的责任感。

艾希曼不需要去看人大批大批被塞进货运车厢里,不需要去造访死亡集中营,所以他都没这幺做。这个男人告诉法庭,他不可能成为医生,因为怕见血。但他还是满手血腥。他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这个系统以某种方式阻止他批判自己的行为,思考这些行为对真正活着的人所造成的后果。他好像完全无法想像别人的感受。在整个受审过程里,他一直抱着自欺的信念坚称自己无辜。他要不是真心那幺想,就是已经打定主意,认为替自己辩护的最佳策略就是自称只是奉命行事。如果是后者,他就骗过鄂兰了。

鄂兰用「邪恶的平庸性」一词来形容她在艾希曼身上看到的东西。如果一样东西是「平庸」的,就是很普通、很乏味、没有新意的。她声称艾希曼的邪恶是平庸的,意思是说,那是一个官僚的邪恶、一个办公室管理者的邪恶,而不是恶魔的邪恶。他是一个非常普通的男子,纳粹的观点影响了他所做的每一件事。

鄂兰的哲学是受到她周遭事件的激发。她并不是那种一辈子坐在扶手椅里思考纯粹抽象观念,或者没完没了辩论某个字精确意义的哲学家。她的哲学连结到最近的历史与生活过的经验。她在着作《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里所写的内容,是奠基于她对一个人及他使用的各种语言与辩驳方式所做的观察。她根据她的见闻发展出更具普遍性的解释,说明了极权国家中的邪恶、还有这种邪恶如何影响不抵抗极权思考模式的人。

艾希曼就像那个时代的许多纳粹份子,无法从别人的角度来看事情。他不够勇敢,不会质疑加诸他的规则:他只是寻找遵循规则的最佳办法。他缺乏想像力。鄂兰形容他肤浅无脑──虽然这也有可能是一种伪装。如果他是怪物,他会非常可怕。但至少怪物很罕见,通常也相当容易辨认。或许更吓人的是他看起来这幺正常。他是凡夫俗子,因为没能耐质疑自己的作为,就参与了人类所知最邪恶的行为。他如果不是生活在纳粹德国,就不太可能成为一个邪恶的人。环境条件对他不利,但这一点并没有去除他的罪过。他顺从了不道德的命令,在鄂兰看来,遵守纳粹的命令就等同于支持最后解决方案。他无法质疑他奉命去做的事情,还实践了那些命令,结果他参与了集体屠杀,儘管他自认只是安排一张张火车时刻表而已。在审判中途,他甚至有一次声称自己是根据康德的道德责任理论行事,那彷彿是说他遵守了命令,所以算做了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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